自号有别名和字

　　辜鸿铭(1856-1928年)的名字曾经响亮过，至少他的怪癖，使他成为20世纪一二十年代，京师轰动、举国侧目的一位人物。流着中国血的辜鸿铭，心中牢记一个信念：“我是中国人”。在当时国力衰弱、列强当头的年代很是难得。在爱丁堡的公共汽车上，他倒读英文报纸，并嘲笑英国人：“英文太简单了，不倒读简直没有意思。”辜鸿铭生于福建，求学苏格兰爱丁堡大学，曾到日本，居住北京。他说自己是“生在南洋，学在西洋，婚在东洋，住在北洋”，故自号“东西南北人”。

　　中国古人有个习惯，男子除了姓名而外，还有字，比如李白字太白，李贺字长吉，岳飞字鹏举，诸葛亮字孔明。字，也是名的补充，说明，解释。除了名和字外，名流一般还有“号”，号就是名和字以外另起的别号，也就是别字。号和字的含义不同，它一般和名没有必然的意义上的联系。别号的类型很多，有自号、尊号、赠号、混号、绰号、代号等等。别号之兴，大抵始于周秦之际，这种风气到了宋代，更为盛行，上自君相，下至商贾，莫不假山林隐逸之称，儒林文墨之号，以示风雅。宋太祖赵匡胤自号“铁衣士”，宋徽宗赵估自称“教主道君皇帝”，欧阳修自号“六一居士”，王安石自号“半山老人”。对有号的人，人们也以号相称，如苏轼称苏东坡等。

　　皇帝起号的不止是宋徽宗。明朝的朱厚照纵情声色游乐，自号“锦堂老人”。他很想在华屋中佚乐到老，由于纵欲过度，只活了30岁，就在那淫乐之窝“豹房”里，一命呜呼。嘉庆皇帝朱厚熄性情夸诞，自号“天池钓叟”，翰林学士李春芳极尽逢迎拍马，作诗赞道：“拱极众星为玉饵，悬空新月作银钩。”朱厚熄听了，舒服极了。

　　明代著名学者、文学家杨慎，字用修，别号升庵。他自幼聪慧过人，11岁时，就会写近体诗，12岁时，拟作《吊古战场文》，有“青楼断红粉之魂，白日照苔之骨”的警句，他的叔父兵部侍郎瑞红看了极为赞赏，让他再拟《过秦论》，其祖父读了之后，说道：“吾家贾谊也。”杨慎的政治生活十分坎坷，被放逐滇南30多年，故自称“博南山人”，“金马碧鸡老兵”。

　　明朝有名的文学家徐渭，后来称徐文长。有一年他参加乡试，到考试快结束时，主考大人到试场视察。来到徐渭这儿一看，不见人只有试卷，越看越觉得有味，看到最后，文章却还没有写完，主考大人大声叫道：“人到哪儿去了?”这时徐渭正在院中树权上，听到有人叫，赶快回到试桌。主考大人问他为什么爬到树上?徐渭回答：“我因为卷纸写完了，就写在大树的青藤上面，没想到越写越多，就顺着青藤一直爬到树上去写了。好奇的大人走到树下，果见青藤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文

　　字，不禁叹道：“文长过青藤，汝心比天高。”自此以后，人们都叫他“徐文长”，而徐文长为纪念这件事，就在自己的书房门口种上了一棵藤，自号“青藤道士”，称书房为“青藤书房”。

　　左宗棠(1812-1885年)所处的时代，正是清朝经过极盛而走向衰败的时期。当时，政治腐败、民生凋敝，天下危机四伏。左宗棠20岁中举，在他24岁、26岁和48岁时曾三次北上会试，都没有考中。为生活所迫，他继承父业，任村塾教师。他用教书积攒的钱，在湘阳东柳庄购田70亩，从此脱离了教书生活，专心督工耕作，并亲自试种“区田”，自称“湘上农人”。

　　梁启超(1873-1929年)，字卓如，自号“饮冰室主人”。他少年科场得意，虚岁17便中了举人。梁启超最初以“饮冰室主人”作笔名是在1899年，其用意，他在《自由书·叙言》中曾谈及：“庄生曰：‘我朝受命而夕饮冰，我其内热欤?’以名吾室。”作者取号“饮冰”，意在表示自己内心的惶恐与焦灼。

　　“戊戌六君子”之一的谭嗣同，临刑前口占一诗道：“有心杀贼，无力回天。死得其所，快哉快哉!”谭嗣同字复生，20岁时开始了10年漫游生活，往返于甘、陕、豫、冀、湘;来往于鄂、皖、浙、台各省，接触了城乡的社会现实，了解了民间疾苦，在《三十自述》中，他总结了自己10年的漫游生活，表示要轰轰烈烈地干一番变法改革事业，并自号“壮飞”。

　　徐悲鸿曾刻闲章一枚，文日“江南布衣”，此之谓“淡泊明志，宁静致远”。李可染晚年自号“白发学童”，寓“生也有涯，知也无涯”之意。